【周末書薦】申朝暉：跨界交融的寫作——評高寶軍藏西題材的散文集《半畝閑田》

在互聯網與全球化的經濟時代，“跨界”這一概念的使用比以往更為廣泛、明顯。跨界指的是個體從舊的專業或行業跨越到新的專業或行業，涉及到了知識內容和學科方法的遷移；也可以指將某一專業領域內的概念、方法，引入到另一個專業，對另一專業的知識進行分析解讀，進而創造新的方法、知識。由此可見，跨界的結果就是實現了知識與方法的交叉融合，這種交融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指不同文化因素在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1+1>2的協同效應，達到了“對自身所處境界的提升和超越”。跨界能夠打破舊有知識體系的邊界限制，實現思想的創新與社會的發展，因而在近些年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中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與思考。

“半畝閑田忙半生，半生忙碌半畝田。”散文集《半畝閑田》代后記里的第一句話，就對作家及其作品的跨界交融特征做了一個定性的自述，因此，本文即從跨界交融的角度對《半畝閑田》的作者身份、文化視野與文體形式進行具體的分析闡釋。

一、從政界到文學界的身份跨越

如果不是作為干部身份援藏，《半畝閑田》的作者高寶軍可能也如多數內地人一樣，為西藏神奇瑰麗的自然景觀與人文風情所吸引卻終其一生難以踏上這塊土地；即使有幸進入，他可能也會像普通旅行者一樣，進入西藏的熱門旅游景點打卡，而不會踏入阿里高原并長期生活、工作；即使會以散文的形式不斷吟哦著他對這片圣潔的土地、淳樸的邊民的摯愛，但絕不會將悲憫、愛惜，乃至批評與指責等復雜的情感體驗與表達策略都熔鑄在自己的文學寫作中。高寶軍是個散文家，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行政干部，文學創作都是在公務之余“‘行有余力’，依內心感動、文學創作的法則而寫的作品”，這樣的角色定位決定了高寶軍的散文創作從題材內容、主題思想及藝術形式都迥異于單純的知識分子敘事，“于審美追求之外，還有很多關于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的非審美性思考”，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敘事意圖與多維景觀的文化思考。

高寶軍《半畝閑田》書影

《半畝閑田》以大量優美的筆觸，為我們描繪了阿里高原奇幻瑰麗的自然景觀：阿里的云，又白又甜、形態各異、美輪美奐；阿里的雨，雖然稀少，卻更為清純滋潤；阿里的風，漫天卷地、蒼勁悲愴；阿里的月，美得清冷、美得殘缺；阿里的夜，黝黑、清凈、空靈；阿里的春雪，來得輕盈、去得迅疾；阿里的春天，“遲得珍貴、淺得怡心、短得讓人意猶未盡。”阿里的“自然景觀讓人銷魂，風土人情使人忘情”，阿里人過林卡吃肉、喝酒、跳舞時的狂歡與瘋癲，是對荒涼貧瘠的生存環境進行的蔑視與抗爭；《鄉下隨筆》以詩意化的筆觸觀照阿里地區農牧民的生產生活場景，由衷地贊美他們“活得灑脫、過得愜意”，因而能夠將“平常日子過成詩”；行走于薩讓時，道路的險峻與人們的禮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巴、白嘎曾經的清貧荒寒與現在的美麗富饒產生了巨大的反差，體現了黨對邊疆地區人民的關心關愛。

對阿里地區自然景觀與人文風情的詩意化描述，是高寶軍以一個作家的思維視野加以關注與表現的。一般來說，知識分子的敘述視角自有其敏感性與深刻性，但“對底層根深蒂固的距離感、疏遠情懷、他者意識和等級定位”，使知識分子很難尋找到與底層社會、底層民眾實現真正平等對象的語境。而高寶軍基層公務員的出身以及阿里地區普蘭、噶爾兩縣的主政經歷，讓他更關注于“搬遷點促進度之快慢，農田間察作物之枯蕤，帳篷內話收入之多少，無人區看牛羊之瘦肥”。他對農民的日常生產生活有種來自骨子里的熟稔，并飽含深情地抒發了黨對人民群眾的關愛以及人民群眾對黨的熱愛，這種從行政領導人的角度出發偏重于日常生活化的敘事與知識分子可能會脫離底層社會生活的敘事話語體系有著顯著的區別。

作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現實的社會身份決定了高寶軍關注的對象是阿里地區的貧困群眾。如《春遲春淺春好短》中的“男人們在羊舍里起圈濾糞，女人們在門臺上縫新補舊……牦牛在圈內伸著懶腰，藏豬在墻外拱著濕土，幾只剛出窩的小狗娃，睜大眼睛把遠山細瞅”。如果作者沒有豐富的基層生活經驗，他不可能采用這樣一種“備耕春播”的敘事內容與敘事方式。《夜宿夏牧場》顯然是作者作為基層領導，深入無人區的定居點視察工作的工作隨筆、下鄉見聞。《走薩讓》是以一個基層領導者的敘述視角看待薩讓鄉政府工作人員、部隊官兵與當地群眾的生活環境與日常工作。《產業園邁步》描述了現代農牧產業園內西瓜大棚、番茄大棚、香瓜大棚與舍飼牛棚的豐收美景，其目的是突出阿里地區搬遷工程給當地貧困戶帶來的巨大生活改觀。《得閑偶記》一節中的《春到仁貢村》，對狗追兔子的場景描寫極為生動形象，只有基層生活經驗極為豐富的人，才能激發其對生活的熱愛。《生命禁區的一抹綠》中對阿里地區山杏樹、毛頭柳等因“消滅無樹村無樹戶”的綠色行動而出現的花草樹木、各種鳥兒的娓娓道來，以及對農牧示范園里的各色蔬菜、花卉、家畜如數家珍般的精細書寫，凸顯了黨的領導干部的“擔當與智慧”“心血與汗水”，這也是知識分子視野與書寫中容易被忽略的素材。

一個人因身份的局限，往往會在認知上出現盲區，使其無法達到對事物現象客觀理性的審視；而身份跨界，或者也可稱為身份“出圈”“破圈”，則意味著不同資源的整合，并能夠創新生長出新的知識體系。基層公務員的出身與行政領導人的責任擔當，使高寶軍的散文創作中對基層社會生活的反映有一種源自親身實踐、體驗而產生的真切性、厚重感，避免了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之間的隔膜與疏離；而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與悲憫意識，又能使其對基層群眾生活的認知與表現超越社會身份的局囿，呈現出知識分子特有的對社會問題的敏感度與通透性。因此，高寶軍的散文作品中，有責任擔當，也有溫度情懷；既有對基層群眾的肯定與謳歌，也有對人性的批判與反思。《風從戈壁來》以隱晦的方式折射出了村干部貪污牧民的救助物資的腐敗行為；《噶爾記憶》記錄了康樂新居建設過程中施工單位偷工減料的錯誤行徑，也包括自己在工作過程中遭受到的責難、誤解、委屈，乃至攻擊；《清晨環衛工》中，街頭對環衛工人蠻橫無理的小伙子身上流露出了人性的卑瑣。知識分子的文人情懷與行政領導者的責任擔當相結合，使得高寶軍筆下的阿里書寫建立在貧瘠、枯燥的現實生活場景基礎上，卻更多揭示了生活中那些震撼人心的美。從基層領導者走出來的作家，他不是看不到生活的苦痛與艱辛，卻更多書寫昂揚向上的一面，因為，如果底層社會“缺乏理想之維，苦難就不可能升華為否定性力量”，如果底層寫作缺乏對黑暗社會的燭照，它也就喪失了基本的價值與意義。

從不同的位置觀察同一個物體必然會出現“視差”，以不同的社會身份、文化背景及其方式方法去認知與表現同樣的社會現實，也會造成“異化”式的差異。就高寶軍個人而言，行政干部的文化心理是進取的，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是退思的；行政干部的認知指向眼前的現實層面，知識分子的認知指向遼遠的未來層面；行政干部的敘述方式是肯定性的，知識分子的敘事方式是否定性的。所以，高寶軍從事文學創作是在身份“破圈”后“跨界”交融的結果；但我們也必須明白，身份跨界整合的前提是在兩種不同的身份背后存在著內在的同一性。如果不是出自對基層群眾的關心愛護與責任擔當，這兩重身份角色更多是在撕裂、扭曲作家的精神世界。

二、從陜北到阿里的文化跨越

在2013年之前，高寶軍是一個地道的陜北人，陜北生、陜北長，陜北地域文化于他而言，是一種影響至深的存在。但援藏、留藏十余年的時光，西藏文化從一種遙不可及的“他者”文化，逐漸發展為隱約“后來居上”的“自我”文化。陜北文化與阿里文化跨越地理空間與心理空間的交融，成為影響高寶軍文學創作的重要文化資源，也成為辨識其文學作品的重要標記。

陜北風光

《半畝閑田》是由兩部分素材組成的，一個是反映阿里地區的題材內容，另一個則是反映陜北生活的題材內容。前三輯《半畝閑田》《得閑偶記》與《庸人閑愁》主要采用對當下現實的敘事，描摹了阿里地區雄奇詭譎的自然風光，敘述了農牧民的日常生活與社會勞作，反映了在黨的領導下阿里地區的社會新變。后三輯《童夢瑣憶》《院門孤獨》與《牧笛悠揚》，則采用了回憶性的敘事，以夢境與幻想相結合的方式，追憶了自己童年時期在陜北農村的生活場景與情感體驗，其中有對陜北民風民俗的展示，也有對陜北人事的追憶，對陜北“牲靈”的描寫尤為生動傳神、感人至深，可謂是同類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但作品并未將這兩種文化背景的寫作截然分開。在高寶軍筆下，即使是以描寫西藏阿里風情為主的散文作品中，也始終是以一個黃土高原滋養過的“行吟者”的身份，并在與陜北地域文化的比較過程中，揭示阿里邊地獨特的自然風貌與人文景觀。如《過林卡》一文，對阿里夏季的娛樂方式“過林卡”的描述：青稞酒、酥油茶、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以歌傳情、以鍋莊舞形成聯系的紐帶，以陜北黃土高原上的大秧歌、老嗩吶、信天游、打平伙、說書匠等傳統的民間文化景觀作為參照對象，以此來展現藏族獨特的民俗文化與農牧民特有的精神風貌。再如《今夜阿里月》，正因曾與陜北故交親朋圍坐在一起欣賞到了“金打的、玉造的、玫瑰編織的”一輪滿月、暖月，使得今夜在阿里高原孤身一人的自己，所感覺到的這輪明月是“銀打的、銅鑄的、冰雪砌就的”孤苦伶仃的殘月、冷月。作者對當下阿里社會現實的抒情敘事，始終是以一個陜北“異鄉人”的身份為觀察視角，在與陜北文化比照的過程中，完成了對阿里地區的情感體認與文學書寫。他還將陜北的方言俚語引入到對阿里地區的書寫中，尤其是對陜北疊音詞的應用相當出色。如“有雨潤細草的淅淅瀝瀝聲，有雨打瓦片的滴滴答答聲，有雨落花叢的絲絲縷縷聲，有雨擊瓢盆的叮叮當當聲……”摩聲類的疊音詞能夠起到化靜為動、變抽象為直觀的作用。與此相對應，作家對陜北故土故人的回憶性書寫，也始終立足于阿里現實生活的基礎之上，只不過前者更為直接明顯，后者則表現得更為間接隱晦。回憶性的敘述，具有“從現在的角度追憶往事的眼光”，也就是說作者的敘述態度是站在阿里反身眺望陜北時所形成的，因此，陜北題材的散文作品中始終隱藏著一個身處西藏阿里的敘述人。甚至在個別文本中，可以直接窺視到阿里地區的文化印跡，如《春日暖陽》中要將攜帶著兒時記憶的暖陽“帶向我工作的遠方”，《再回關道咀》的第一句就是“出遠門多年了”，《山野美味在陜北》中將經霜的野杜梨果比喻為“美女手腕上帶著的老蜜蠟串”，從這些蛛絲馬跡中委婉地透漏出，書寫者是以一個受到阿里地區文化浸染者的身份來觀照故鄉陜北的人與事的。從總體上看，在高寶軍的散文作品中，以對當下現實的敘事揭示阿里地區的社會生活時，是以陜北游子這個文化“他者”的視野去觀照與表現“自我”的，而以回憶性的敘事反映陜北生活時，又是以在阿里工作的文化“他者”的視野去觀照與表現“自我”的。旁觀者的視角固然在感同身受這一維度看比之于當事人遜色不少，但在“自我”表述之外，隔岸觀火又形成了別樣的客觀理性與清醒通透。

西藏阿里風光

優秀作家的文化資源往往不是單一封閉、僵化保守的，而是在不斷地吸納、融合異質文化的過程中豐富自己、革新自己。于高寶軍而言，在多重文化的“跨界”交融中，建構起了他獨有的內在文化心理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他的思維視野與文學書寫。海拔4500米以上被視為“生命禁區”的阿里，“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春暖花開的季節短到轉瞬即逝，朔風凜冽的寒冬卻長到漫無盡頭，到處都是荒蕪的戈壁、險峻的山峰、嶙峋的巖石、陡峭的山路；但高寶軍由阿里現實生活詩意中的艱辛，聯想到年幼時陜北艱辛生活中的詩意；陜北的清貧苦寒在當下早已成為歷史的過往，以此對應的阿里的生活環境在黨的各級政府的領導下，在農牧民的辛苦勞動下，也處在飛速的發展進步中。阿里的各級領導干部、部隊官兵，尤其是農牧民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在蒼茫戈壁興修水利工程、興建現代農牧業生態示范園，在高原上、峽谷中、野地里或者院里院外養花種樹用以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尤其是薩讓鄉的干部群眾堅守在一年大雪封山長達8個月之久的邊境地區，高海拔地區搬遷來的貧困群眾努力改變并適應著更理想的生產生活方式。阿里地區的軍民就如同高原上隨處可見的荊棘兒、野玫瑰、班公柳、藏野驢、野牦牛，被形塑出了如“磨石上的刀鋒”般的堅韌、剛毅，也培養出了他們真誠善良、淳樸友愛的性格特點。從陜北的農村到阿里的牧區，從陜北的景觀到阿里的風情，從陜北的人事到阿里的人事，陜北歷史記憶與阿里現實場景在高寶軍的散文作品中有了水乳交融般的結合。陜北延安是中國紅色革命的搖籃，由圣地延安援藏、留藏的高寶軍，在其行政領導崗位與散文創作中，都在自覺不自覺地以延安革命精神來鑄魂育人，讓延安的紅色根脈在阿里地區薪火相傳。

文化的“跨界”交融能夠使作家突破單一文化在認知與表現上的束縛，使其文本呈現出更為豐富復雜的文化意蘊。受中原農耕文化的影響，陜北文化的特點是樸實厚重、含蓄內斂，但阿里地區的文化相對而言具有比較鮮明的浪漫色彩；因此，高寶軍散文語言往往比較平實素樸，甚至帶點淺顯直白，但在阿里文化的影響下，高寶軍作品的語言顯得華麗多姿。他在文本中大量使用排比、比喻、擬人、夸張、雙關、頂真等修辭手法，對個別字眼的使用極具特色，從而使得文章的遣詞造句，繪影傳神，生動形象，富有表現力。如《得閑偶記》中的“路好漫長。比路更漫長的是期待和寂寥”，通過審美的“移情”作用，把自我的內在生命感受轉移到外在物象上，“使本來只有物理的東西也顯得有人情。”《清晨環衛工》中的“緊捏在孩子手里的方便面袋子，便搖擺成一枚擺鐘，把黑暗一下一下搖擺成了黎明”。《一夜的一生》中的“我迷迷糊糊的睜開眼睛。看到一村人都從夢里趕了回來。各家各戶的煙囪上升起了炊煙，花花小姑娘已經站在了自己家的鹼畔”。“搖擺”與“趕”等詞語的使用，讓文章的內容增色不少。跨越不同空間場域的文化邊界，在陜北文化與阿里文化交叉融合的過程中，雄奇空曠、綺麗詩意的生存環境不僅觸發了作家的情感沖動與創作欲望，也使得作家的文學素養與語言能力發生了質的蛻變。

三、從散文到詩歌、小說等的文體跨越

散文是文學體裁中最沒有邊界感的一種文體，因此也最容易與其他文體之間實現“破圈”“跨界”的交融。跨界書寫所形成的文體變異，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領域并不罕見。魯迅的《野草》就是兼具散文與詩歌文體特征的散文詩，新時期以來作家汪曾祺的《受戒》《異秉》等是近似于詩歌、散文的小說。因此，高寶軍的《半畝閑田》名為散文集，但實質上其書寫過程中受詩歌、小說、政論文等文體范式的影響很大，很多作品都屬于“跨文體寫作”的文本。

散文“跨界”與詩的結合，使得其既具有散文寫真事、說真話、抒真情的文體特征，同時，又有詩歌對意境的營造，對語言的錘煉，俗稱為詩化散文，當代文學領域最早倡導并踐行詩化散文主張的是楊朔。1960年，楊朔在其散文《〈海市〉小序》中寫道：“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詩。”此后，他又在《〈東風第一枝〉小跋》中提道：“我在寫每篇文章時，總是拿著當詩一樣寫。”在高寶軍筆下，散文與詩歌的跨界交融主要是以兩種方式展開的：其一，將中國古典詩詞直接引入到散文創作中，以此有助于作家出色地完成抒情與議論的，如《得閑偶記》中描述自己在典角村聽雨時，引用了陸游《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中的“鐵馬冰河入夢來”、唐婉《釵頭鳳·世情薄》中的“雨送黃昏花易落”、張志和《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中的“斜風細雨不須歸”、元稹《聞樂天授江州司馬》中的“暗風吹雨入寒窗”等詩句，突出了雨聲急舒高低的不同所激發出的不同的文化韻味與情感體驗。其二，在散文作品中化用古典詩詞的文學意境，將古典的意境之美融入現代人的審美感受與情感抒發中，這是高寶軍在散文的詩化過程中最常見的表達方法。如《鄉下隨筆》中“我才領略到大漠的孤煙是這樣的一種直，長河的落日是如此的一種圓”，化用了王維《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再如“車子的方向一轉，一個土疙梁拐過去，一堵矮墻外的一團粉紅便進入視線”，“院子的主人轉場走了，把兩棵新栽的山杏樹留在門外。兩棵杏樹卻一點兒也沒有感到孤寂”，這幅畫面顯然受到了王維《辛夷塢》中“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影響。

散文與小說的“跨界”交融也是高寶軍散文寫作中一個鮮明的特征，其中《第四輯童夢瑣憶》中的散文其實延續了現代鄉土抒情小說的發展脈絡，以童年的回憶為視角，著意挖掘鄉土生活中的“人情美”，卻又將“國民性批判”和“重鑄民族品格”蘊藏在民風民俗的藝術表現之中，借民生百態的精細刻畫寄托作家深沉的人生況味。《第五輯院門孤獨》中的《想起老羊倌》《地老鼠劉二》《抱走的小姑》等作為思念類的散文作品，其實跡近于小說，但它不以塑造人物形象為主，而是以抒發情感為主，而且在敘事上打破了小說情節結構的完整性，將不同的片段連綴起來形成了場景化、碎片化的敘事。《第六輯牧笛悠揚》是最接近小說的散文作品，它以較為完整的故事情節塑造了眾多擬人化的陜北“牲靈”：如狗王大賴、“狀元驢”等，但矛盾沖突的戲劇性不夠明晰，比較注重文學意境和藝術情調的營造。

跨文體寫作“不是為了形式和形象，而是為了表現的需要”，這一特點在政論體的散文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一封密信寄親朋》《噶爾記憶》《雪落陵園》《二牛的電話》等文章中，高寶軍以浪漫詩意的抒情方式形象化地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主政經歷，使得原本具有鮮明政治傾向性、鼓動色彩與說教意味的政論文，一改往日枯燥呆板的文風，變得生動形象，容易吸引讀者。將政論性的話語形式熔鑄在文學文本的敘事過程中，政論體的散文構成了對“既定審美規范的突圍和反動”，從而拓展了文學創作的藝術張力。

文學的“破圈”“跨界”是推動目前已顯僵化、停滯的文學體裁與文學創作發展創新的有生力量，“跨界”交融的書寫在文體上有不落窠臼、兼采眾體的長處，但逾越文體的邊界其實是一種相當冒險的舉動。比如散文中的敘事是真實的，而散文化小說中的敘事是虛構的。高寶軍自己也坦言：“書中寫的那些兒時回憶和調侃片段，說回憶也有回憶，說寫實也算寫實，但我還是進行了虛構。”如何在寫實與虛構之間把握好度的尺寸，無論對作家的創作，還是評論家的評判，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跨文體寫作”想要建構起不同學科之間的關聯性，被當下學術界視為后現代社會的產物，其中“涉及文體融合與分離的循環以及文學性的重建”等一系列有關現代性的悖論問題，因此，在對既有“文體”邊界進行挑戰的過程中，作家應充分估計其難度，并有承擔失敗的勇氣與決心。

跨界交融的寫作可以借助不同專業領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體特征的“理論知識和思維方式，多維度、多層次地審視歷史或現實”，作家借此不但可以“挑戰自己對于現實和歷史的介入能力”，也能“拓展文學對于遼闊而又真實的生活的關注方式”。因此，跨界交融的寫作在近些年來成為文學圈里關注的一個熱點話題；但其實，古往今來不同領域內知識的跨界交融并不是一個罕見的現象，如《史記》就具有中國古代“文史合一”的傳統。只不過隨著近現代以來知識體系的分類越來越科學化、專業化、精細化，尤其是在文學領域內建立起了以小說為中心的“四分法”體系，導致學科門類，包括文學體裁之間，人為形成了屏障林立、壁壘森嚴的界限。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市場經濟的盛行與文學的邊緣化，文學編輯與作家、評論家合力共商后提出了文學“跨界”交融的問題。但從目前來看，似乎也是收效甚微，因為文學“破圈”與“跨界”的結果應該是能夠打破舊有社會秩序、文化傳統的壁壘限制，形成“一個全新視角下的解構”，以此創造出新的知識與方法，使之成為推動社會發展變革的決定性力量，但這顯然不是在短時間內中國文學界就有能力實現的文學夢想。

作者簡介

申朝暉

申朝暉，陜西米脂人，教授，文學碩士，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與學科語文專業碩士生導師。曾先后就讀于延安大學、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路遙研究、紅色經典導論等課程的教學。主持省社科規劃項目、省社科聯重大項目、省教育廳及延安市社科聯項目等10余項。在《湘潭大學學報》《小說評論》《當代文壇》等刊物上發表論文50余篇，參與出版學術專著、教材等5部。曾多次獲得陜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教學成果獎等獎勵。

（來源：西藏當代文學研究，原文刊于《西藏當代文學研究》第十輯，注釋及參考文獻詳見原文）